自由不能建立在他人受害之上

談到在韓國參與民主高峰會期間得知遭中國立案偵查，沈伯洋把此事解讀為針對政治人物的心理戰。他認為，威脅不只作用於當事人，也可能讓同僚、民防參與者或一般民眾自問：「如果是我呢？」

他表示，自己不希望因為這種威脅而退縮，否則可能讓外界以為相關作法有效；但他同時提醒民眾，出國前應了解目的地是否曾把維吾爾等人士遣返中國，並留意所在國的法律與執法環境。這是他的風險判斷，不是對所有國家的安全保證。

范琪斐問到沈伯洋帶女兒散步時遭人以強光照射、錄影並質問的經過。他表示，政治人物在公共場合被抗議並非全然不能接受，但威脅家人、把強光照向孩子或以暴力方式騷擾，已越過他認為可以接受的界線。他也提到曾收到威脅其妻女安全的電子郵件，相關調查涉及跨國協助。

訪談接著釐清「獵殺中配」的指控。沈伯洋表示，他在原始專訪談的是立委等高風險公職人員的赴中風險，並未主張獵殺或一律懲罰中配；他認為部分中配可能因家人在中國而受脅迫，更應以保護方式看待。他也提到辦公室曾協助處理除籍文件問題。以上為受訪者對指控來源及自身立場的說明。

沈伯洋認為，中國升高對他的法律行動，不只針對個人，也可能讓參與黑熊學院或民防工作的民眾產生寒蟬效應。他說，黑熊學院的工作不是訓練民眾上戰場，而是推廣急救、避難準備、資訊安全、家庭與社區韌性等自救互助能力。

他以波蘭全社會防衛的討論作為對照，說明民防可以包括非軍事的社區準備。這一段的重點是他如何描述組織使命，並非對任何政府訓練計畫作效果評估。

訪談將焦點轉到內政部因打詐而限制小紅書接取一年。沈伯洋提到，詐騙可能從生活分享平台的廣告或貼文開始，之後轉往 LINE 等通訊軟體完成交易或詐騙；因此不能只看單一平台上的案件數，也要考慮不同平台如何串接。

他說，Facebook、Google 與 LINE 會與警方溝通、移除帳號或向使用者發出提醒；他指稱小紅書對警方要求的回應不足。針對限制接取，他提到政府援引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》第 42 條，並認為須向民眾說清楚緊急性、平台未配合的情形、限制期間及續行條件，否則比例原則仍會引發疑問。

沈伯洋承認，民眾質疑限制措施是否過重，並非沒有道理。他以比例原則中的適當性、必要性與衡平性說明，認為政府應讓外界了解事件是否已達緊急程度，以及為何選擇限制接取、限制多久、平台有多少回應機會。

他也區分資安疑慮與打詐法源：在他的說法中，當時缺少直接以資安風險封鎖整個平台的法律依據；公務機關可限制公用網路使用，但針對詐騙的即時處置則是另一條法律路徑。他提出境外平台在臺設立法律代表人、建立合作窗口作為較制度化的方向，同時指出中資平台落地審查本身也有複雜性。

沈伯洋表示，平台封鎖詐騙帳號的速度可能趕不上新帳號生成，因此只處理既有內容不足以解決問題。他談到實名驗證、帳號驗證或標示資訊來源等提議，主張要讓違法行為更容易追查；但這些作法也牽涉匿名、隱私與言論自由，需要清楚的制度設計。

他以韓國監視器遭入侵的案例說明，便利服務若可能造成他人個資或人身安全受害，政府有理由討論風險管理。這是他用來闡述「自由有界線」的例子；不同產品的風險與政府可採措施，仍應個別檢視。

對於 VPN 或變更 DNS 是否能繞過限制，沈伯洋指出，改用 VPN 並不會自動讓使用者免於平台本身的資料蒐集；更換 DNS 則可能讓使用者連回網頁版。他表示政府能採取的手段受法律限制，增加接觸門檻是當時措施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宣稱技術上完全封鎖。

他也談到小紅書的內容集中、生活分享與高黏著設計，認為長期使用者轉換平台需要適應期。若政府限制平台，除了解釋措施，也應提供替代資訊來源與青少年支持，不能只做封鎖而不處理依賴與社交需求。

范琪斐提到澳洲及馬來西亞討論限制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。沈伯洋指出，單純禁止可能遇到以個人手機、行動網路或其他方式繞過的情形；他對一刀切限制持保留態度，認為須觀察實際效果，也要考慮教育與替代活動。

他並非否認社群媒體對青少年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，而是提醒需求不會因禁令自動消失。政策應思考如何協助青少年建立健康使用習慣、找到正向的社交與紓壓方式。

節目結尾，范琪斐與 Melody 分享會後看法，並非沈伯洋的回答。范琪斐認為，平台若對政府與警方的打詐協作「已讀不回」，應有相應處理，但也質疑封鎖能否長期奏效；她提到帳號可能快速重生，執法科技仍有侷限。

Melody 則把討論延伸到網路治理法源、境外平台落地與匿名自由之間的拉扯。兩人的結語沒有把平台治理簡化為「支持封鎖」或「反對封鎖」，而是指出民主社會必須同時處理詐騙被害、平台責任、言論自由與政府權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