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PUMA 沈伯洋談 2,500 億預算的方向、孩子的安全網與最後一里路
編按：本文依據 POP Radio《POP搶先爆》（2026 年 9 月 3 日，主持人周楷）專訪逐字稿整理改寫，以第一人稱呈現沈伯洋（Puma）的論點。受訪時身分為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、立法委員。內容以受訪者本人說法為準。
一、有人嗆我，我笑了
最近在夜市掃街，有人刻意用一個不雅的諧音詞要跟我合照，影片在網路上傳開。很多人說，我的第一反應是大笑。
因為說真的，我一直覺得那個還蠻好笑的。
那個詞是國民黨發明的。當初我參選，他們在議會門口發雞排，要講那句話才能拿雞排。我那時想：第一，涉及性的講法大概不是那麼妥適；但它聽起來也沒有多負面，而且講起來好像在說台北現在很爛一樣——你們確定要用這個嗎？而且我那時知名度很低，大家都記不得我的名字，結果……謝謝他們幫我宣傳。
我一直秉持一個態度：民主社會，大家意見不同太正常了。一定會有人不喜歡你，只要不要不喜歡到打內戰就好。他不喜歡我，想了一個還算有創意的 slogan 過來嗆一下。換成是他，回去一定很開心地跟朋友說：「我今天嗆到沈伯洋，還上電視！」他很開心；這對我也沒什麼傷害。這不是雙贏嗎？
大家不要動手、不要吵架，各自表達想表達的，不傷害人，就 OK 了。只是我還是要提醒，用性相關的字眼在日常生活中，終究比較不妥當。他有創意，但還是不太妥。
二、掃街的都是同一批人？
對手陣營一直說，跟著我跑夜市的都是同一批人。
我們自己會注意，看過兩三次一定認得出來。以永春那次大概四百人來說，我確定原本就認識的，體感大概三十個，不到一成。饒河街那次幾乎都是新面孔。
很多是住在附近的人。在南機場，有人在門口跟我拍完照，我進去又遇到他——他去樓上把媽媽叫下來了。永春市場那次，也有人說他是隔壁里的，在家先看直播，看差不多了再衝下來，真的很會時間管理。
老中青都有。早上掃公園，長輩比較多；夜市就什麼人都有，上班族、帶小孩的家長，偶爾遇到高中生、大學生，說他是首投族，或者今年還不能投、過一兩年就可以。
最支持我的那群人，有一個特色：他們反而會站得比較遠，要把機會讓給別人。他們平常就見得到我，所以只是來打個招呼說「我今天也有來喔」，然後讓新面孔多跟我互動。
南機場那次甚至是我最近掃得最順的一次。很多支持者在前面跟我握完手，就先進夜市消費了。我進去時，好幾攤的人都在跟我揮手，才發現他們都在裡面吃東西。這讓我想到花蓮那次「鏟子超人」：很多人沒受過訓練，但一天之內就自動分工合作，整個系統就出來了。這就是台灣人的韌性，也是我在支持者身上看到的。
三、九月起，讓台北市民當主角
九月開始，我們要做一個轉變——其實是本來就預定好的：讓支持者和當地居民變成主角。
意思是，我們要聽他們講。以前的客廳會、座談會都很小，十個人、五十個人，一百人就很少了。我們現在想做更大型的，讓大家把意見都講出來。
而且我想用一些新的技術，在一張地圖上呈現每個地方大家關心的議題。我的政見雛形已經出來了，但大家一定會覺得還少了什麼：為什麼這裡都更做不了？為什麼那裡怎樣？我希望這些細節意見能一下子全部展現出來，讓大家看見原來台北有這麼多需求。細節，敬請期待。
四、船舵的寓意：台北的方向在哪裡？
我去登記參選時，小英前總統陪我去，送了我一個很大的船舵。她說：開船，不能遇到礁石才轉彎。你必須先看遠，先想好。
我覺得小英的理念很一致。她 2024 年那場選舉用的是方向盤，其實是一樣的意思：領導者最重要的，是告訴大家這個國家、這個城市要往哪個方向走。現在因為「洋流」，從陸上換到了海上。
蔣萬安市長每次講政績，都是大巨蛋、東區、都更、捷運。先後順序都差不多。問題是，他沒有城市規劃的概念，所以他的政見才會一塊一塊的。我去看了台北市的審計報告，問題真的很多，2012、2013、2014 年的我都看了。
大巨蛋本來也不是他規劃的，不過完成了也算功勞。但如果我今天要振興一個地方，要先問方向：科技業有稅收、越來越強，但傳統產業、服務業、商圈這幾年很辛苦。
所以為什麼要做無人機？除了國防自主，也是希望傳統產業能配合、被拉起來。服務業和商圈呢？你要以百貨公司為主，還是以台北原本就有的特色商圈、特色店面為主？還是要弄電商？這些是完全不同的方向。
五、每一筆補助，都在決定金流往哪裡去
台北一年預算 2,500 億。我問身邊的台北人：你覺得自己住在最有錢的城市嗎？大家的感受其實沒那麼強烈。預算好像沒有用到大家身上。
舉個例子。我想給孩子像敬老卡一樣的 600 點。假設這 600 點可以網購，那我原本想鼓勵他去書店買書、參加活動，結果他拿去網購——你等於是把補助的金流導向電商，等於宣告台北市的大方向是補助電商。這不是我們要的。
所以一開始就要講清楚：這個城市的金流，一部分往創業走，是哪些類別？往敬老卡走，要鼓勵什麼？往小孩走，要鼓勵什麼？我要鼓勵小孩多參加在地活動，卡就用在那裡。
敬老卡：讓金流流向健康
我跟很多地方的朋友說，敬老卡的範圍要變大，但絕對不是讓它能網購。對長輩來說，最重要的是健康。只要健康，做什麼都開心，你看長輩在公園運動都很開心。
但大家運動次數還是不夠。我看到國外有健身小巴：小電動車開到社區停車場，帳篷一搭，兩位健身教練走下來帶你運動；等待時，還有營養師問你最近吃什麼、幫你看營養夠不夠、該多吃什麼。
長輩會覺得：「這個月敬老卡還沒用完，下樓走不到幾百公尺就能健身，何樂而不為？」你讓金流往這裡補助，就創造了走出家門、又能運動的動機。這時候他才會感覺到：原來台北市的預算用在這裡。
親子卡：一個生態系
用了親子卡，他去地方書店消費、看歷史文化書、參加走讀活動；用了敬老卡，他變得更健康。這樣才會有一個生態。
六、營養午餐：免費不能犧牲品質
國中小免費營養午餐九月上路，網路上很多人說：免費了，菜色卻變差了。家長最在意的是品質和營養。
補助本身不一定錯。但就像我剛剛說的，你要創造一個「用了之後得到好結果」的機制。營養午餐的重點是營養。如果只是「大家不用付錢了」，大家得到的效果只是不用花錢；如果品質對應的錢沒有提出來，結果就是免費的最貴。
廠商有成本壓力。一個中央廚房包好幾間學校，比較遠的算一算不划算，整個不包了——一開始的流標就是這個問題，加上原本還要有海鮮，成本更高。
最好的做法是什麼？學校最重要的是教育，而吃本身也是教育的一環，食農教育才是最重要的。一方面學到東西，一方面有營養：
- 先盤點北部地區在運送範圍內可以合作的小農；
- 把營養師加進來，確認營養是否足夠；
- 多補助學校自設廚房。
日本就是這樣。有些地方不但補助學校蓋廚房，又有食農教育，地方小農因此受惠，煮出來的東西完全符合營養。有些學校的廚房好到在學生不在時可以對外營業賺錢。學校賺錢，就能聘更多人。你不但讓大家吃得更好，還讓商機注入。
你要一整套去想你的目的是什麼。如果只是預算下去就好，那沒有達到目的。
蔣市長宣布時也說了要跟北農合作、要營養師監看，說得很漂亮。但提出一個 idea 跟執行，完全是兩回事。
七、班班喝鮮奶：弱勢孩子反而拿得更少
每週有鮮奶，嘉義做很久了，全台灣大概有十多個縣市都在做。台北那麼有預算，拿這個當政績，我覺得也很特別。沒關係，假設你認為牛奶是重要的營養、希望每個人都喝到，那兌換率就一定要高。
但兌換率是下降的，大概從七成掉到六成，而弱勢家庭孩子的兌換率比平均還低。
這是最大的問題。一個政策下去，最需要營養的是弱勢家庭的孩子，他們的兌換率竟然更低。那不是讓台北變得更不平等嗎？一個讓城市更不平等的政策，卻說是最重要的政績，實在說不過去。
這可以解決：
- 有些縣市冷鏈做得好，直接配送到學校，齊頭式平等不一定最好，但至少大家都拿得到，不用再去另一個通路兌換。
- 對中低收入戶、弱勢家庭，既然已經有造冊，為什麼不透過里的系統直接送到他家門口？他們可能沒時間，或根本不知道有這個政策、不知道怎麼兌換。
八、青年 AI 補助：好政策，執行不到位
他們要補助青年用 AI，方法是：你先自己付，付了再去跟市政府請款。請款還有條件：要證明你以前上過 AI 課程，還要寫一份心得報告。
我想說，你要讓大家用 AI，不就是因為他不懂嗎？這不是一個好的補助方式。
現在 AI 都是跨平台的。就像教育方案買電腦，一個網頁登入進去，不同 AI 工具的連結都在那裡，點進去額度就在裡面，直接用。這才叫真的幫助。
我後來發現，很多事情都是這樣：講一個很漂亮的東西，大家聽了覺得不錯，但執行完全不到位，大家用不到。於是就出現一種感覺：台北市的預算到底用在哪裡？
九、兒虐悲劇：家長版 1999 與 12 區家庭教育中心
蔣市長說他打造了友善育兒環境。我聽起來覺得有點諷刺，因為他任內發生了八起重大兒虐案件。
在最近的案件爆發之前，我就已經提出方案了。從剴剴案開始，一直爆發、一直爆發。我發現這不對了，不應該這麼頻繁地發生。我一直提，市政府一直說不可能。
家長版 1999
發生事情時，大家一定會打 1999。但 1999 太多交通、衛生相關的案件，會被淹沒。一旦被淹沒，就可能該撈的沒撈到、該救的沒救到。而這種事情都很緊急。
所以我提出：把家長、育兒相關的 1999 獨立出來，叫家長版 1999。以後再幫它想個名字和號碼。
但光有專線沒用，要有人接——不能只是發明一個號碼，最後又歸到同一個總機。要有人承接父母的憂慮：孩子從幼兒園回來怎麼受傷了？上一年級後回來說被同學欺負、老師怎麼樣？有時是真的，有時是家長多慮，都有可能。所以要有人當家長的靠山，這很重要。
12 區都要有家庭教育中心
法規上地方政府要設家庭教育中心，台北市只有一個。我說這不行，應該 12 個行政區每區都要有。
它的任務是：從懷孕到孩子 18 歲，任何跟育兒有關的問題，都是這支電話。
其實現在就有免費的到府育兒指導：你在家不會泡奶，他可以來你家看一個多小時，教你哪裡需要調整。這很不錯，但現在好像只有兩三次，我想增加次數。而且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這個——明明有政策擺在那裡，大家卻不知道怎麼用；量能也不夠，一個中心服務全台北。
家庭教育中心還可以更主動：在懷孕初期就幫大家整理好——過去孩子後來真的出事時，他講過哪些話？在學校遇到真正的不當管教，會是哪些情形？這也能化解很多老師和家長之間的衝突。
家長事先學到、認知到，就等於有了預防機制，知道「這是警訊」。一旦通報，家庭教育中心有專業，判斷精準，不用再轉局處：稽查怎麼做？這家出了什麼問題？該停業就停業，保母怎樣馬上處理。不用等事情都發生了，還要等好多天，該安置的又沒安置。預防勝於治療。
十、社工不足，不是只能多聘社工
社工人力出現缺口，很多地方都是。我看挪威和各國的政策，他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：我要專注在育兒政策，但需要更多人，怎麼辦？
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多聘社工、多給預算。這沒有解決問題。專業應該留給專業。
家庭教育中心有專業人員知道怎麼提供建議，一旦進入風險，就要做風險分級，A、B、C、D。到了 C 級，社工一定要來；但在 C 之前，前面的分析已經先做好了，社工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在這裡。
所以最好的做法是：預算用來訓練新的人。他們分擔社工的工作，但不會變成社工——社工的專業還是要由社工系一路培養上來，那是長遠計畫。前面很多行政、分級、教育的事務，可以培養特定人才來做，由社工告訴他們哪些工作可以分出去。
這要跟學校合作。例如幼教、社工系的學生，還沒拿到證照，就可以受訓成為輔助人員，分擔事務。教師也是：我們當然希望補足更多教師、提高待遇，但現在可以做的是市府跟學校共同訓練一批能分擔教師工作的人才。
就像我在大學教書有教學助理，他分擔我超多事情，但他不會變成教授，最核心的事他做不了。把這些人才庫訓練出來、讓他們進入市場、有錢可以賺，還有一個職業的階梯可以往上走——這才叫解決問題。
前幾天我遇到美容美髮業者，他們也缺人。我問：如果要 500 小時訓練才能獨當一面，那有沒有 30 到 40 小時就能當輔助的課程？他們說有。那就專門提供給想中年轉職的人，或因為家庭因素變成兼職的人。上 30 到 40 小時，就能直接輔助業者，多了一項專業、馬上加入這個行業。職能訓練可以幫忙做這件事。他們一聽，說這就是他們現在想要的。
十一、內湖塞車與松山—內湖自行車橋
很多人的人生，有十年都塞在內湖的路上。
交通要改善，只有兩條路：開車的人變少，或者大家的時間錯開。錯開時間要跟內科談彈性工時，把尖峰拉長成三個小時，有人這時上班、有人那時上班，交通就能紓解。
另一條路是讓大家搭大眾運輸。但大家憑什麼搭？班次不夠、太擠；更重要的是，下車以後離公司還有一段距離，那段叫「最後一里路」。最後一里路方便，大家就會選擇。
理想的狀態是：對要進內科的人來說，開車是一個選項，大眾運輸加最後一里路也是一個選項，而且兩個看起來成本差不多、一樣吸引人。所以要想辦法把後者做起來。
最後一里路有幾種：TPASS 要不要升級、把共享機車加進去；或者像很多人想的，騎腳踏車。但問題是太遠、太熱。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講樹蔭計畫：市府鼓勵大家騎腳踏車，但沒有樹蔭、很熱，誰要騎？為什麼要講運動驛站？有沖洗的地方，騎腳踏車的意願才會變高。
文湖線運量不夠。如果從松山這一側進去，就能利用這邊的運量。但松山到內湖，騎腳踏車要繞，到了堤防還要把車扛上去——我扛過蠻多次，實在太累。
如果有一座腳踏車和行人專用橋直接跨過去，直接進內科，大家就會覺得多了一個選項：利用這邊的捷運，再從這邊的最後一里路過去。一個禮拜有兩天想運動，就不開車。
我不會說它能完全紓解交通，它只能紓解一點點。但東環段紓解一點點，蓋東環時多設計一些給在那裡工作的人住的住宅又紓解一點點，再加上彈性工時——每一個都紓解一些，疊加起來，交通就會慢慢改善。它們是環環相扣的。
為什麼是自行車而不是機車？負重是多少？堤防那邊怎麼接？還可能涉及土地問題。我們還在跟工程團隊討論細節，之後會公布完整的政策。
十二、我每天睡前讀一份政策
就算沒在掃街，我也一直在研究政策。我很愛看政策，尤其睡前，逼自己一天看一個。不會睡不著嗎？不會，當學者時這就是我的日常。政策團隊也一直提供資料給我。
從五月到現在，最大的感受是認識我的人變多了。走在路上跟我打招呼的頻率真的非常高，代表慢慢突破了原本的同溫層。但認識你，不代表一定會投給你，還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。
有一次早上七點，我在永康街拍一段專訪，要講永康街的交通和通學路安全——小孩走在巷子裡還要跟車子搶道，很危險。那麼早，經過的人不多，但大概十個人有九個跟我打招呼，說「常常看到你跟你女兒在這裡，好可愛」。
十三、從認識到信任
在夜市，很多支持者來看我們，旁邊的人就會想：這到底是誰？他會好奇，這對我們就是擴圈。最早期很多人經過都在問是誰；現在經過的人會說「沈伯洋有來，可以去拿一張那個最近很紅的洋流嗎？」他可能沒那麼關心，但因為現在很熱，他想知道一下，回家滑 YouTube 看到我就停下來——說不定正在聽這段專訪。
那天在南機場，大家都散了以後，我跟團隊回去吃東西，遇到一家店正在拉下鐵門。他很高興，又把門拉開拿了一瓶水給我，然後跟我講衛生、停車的問題，他認為應該怎樣。我就在那裡跟他講了很久：停車問題可以怎麼做、我們的「街道醫生」計畫怎麼做、怎麼增加停車格、怎麼有效利用周邊學校的停車格。
他本來可能就是支持者。但如果一個不是支持者的人，也能這樣問我問題，而我能即時告訴他：一個有預算的城市，至少能做到哪些事——我覺得大家對這個城市的願景就一定會有感覺。
不能只是讓大家認識我，而是要讓大家信任我：這個人可以為台北做事、可以為台北市民服務。這樣才能真正拿到選票。
十四、隨時準備辯論
蔣市長的策略是冷處理，派發言人和局處來回應，連我的名字都不提。我可以理解，他不希望我太紅，我一紅就有機會追上來。一開始這個策略是對的。
但你不能永遠迴避問題。當事情一直爆發、兒虐一直發生，你又不處理、不回應，支持率就會往下掉。現在連不關心政治的人都知道他對很多問題都在迴避。
我希望他回歸市政。不要講選舉，光是保護我們的小孩，這件事有多重要。
辯論？絕對 OK。現在就可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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