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PUMA 沈伯洋談「洋流」、都市微森林與市府組織改造
編按：本文依據 POP Radio《POP大國民》（2026 年 8 月 26 日，主持人平秀琳）專訪逐字稿整理改寫，以第一人稱呈現沈伯洋（Puma）的論點。受訪時身分為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、立法委員。內容以受訪者本人說法為準。
一、「洋流」是民間長出來的
洋流在學理上，是在海平面下流動的。對我來說，它就是一股暖流。支持者在我們去的場合這樣站出來，有時候真的很令人感動。
但我要說清楚：洋流不是我們競選總部發起的文宣。
那天我們去掃寧夏夜市，因為人比較多，想說先在前面排隊拍照，不要大家都擠進去影響商家做生意。結果有一位支持者做了「洋流」的海報發給大家。我在跟大家握手時發現，怎麼大家都拿著一張「洋流」？我問他這是哪來的，他說有人在發。大家就拿給我簽名。從那天開始，它變成了一個名詞。
我不認識他，大罷免期間也不認識。後來在律師後援會的門口又遇到他在發，我過去跟他說謝謝，這名字取得太厲害了。他說他們是兩個人，其中一位是設計師。
我覺得，民間的創意真的是最厲害的，高手在民間。
我們不會把他們招募進競選總部。我們有自己官方的選戰節奏，他們是民間自己發起的運動，我們就分進合擊。他們代表的本來就是一部分想要改變的台北市民，我們的責任是回應他們：你們有什麼訴求？我提出的政見，哪一個最讓你們有感？
他們現在最在意的，是我的知名度不夠高。說真的，人家不認識你，幹嘛聽你的政見？我一直講政見，大家就滑掉滑掉。所以他們希望先讓更多人認識我，政見才能被看見。後來他們也開始自己做圖卡，把我的政見放上去分享。
二、都市微森林：四年目標
台北太熱了。我提出的「都市微森林」，目標是：
- 綠覆率達到 30%（綠覆包含公園、綠地、比較矮的灌木叢）；
- 樹冠覆蓋率提升到 20%。
理想上，樹冠覆蓋率應該要到 30%，但我認為四年內做不到，所以要 practical 一點。依照 2021、2022 年的資料換算，台北現在的樹冠覆蓋率大概只有 10% 到 11%，所以四年要翻倍。
給大家一點概念：新加坡扣掉山區，城市裡大概有兩百萬棵樹；新加坡面積和人口大概都是台北的兩倍多。當然不能直接換算，但如果換成台北的比例，大概要七八十萬棵，而台北市現在大約十八萬棵。差距很大。考量到中央苗木供應也沒辦法那麼快，我認為十萬棵左右是理想上可以做到的。
三、樹要種在哪裡？
土地當然是最大的問題。新加坡那麼小，為什麼能種到兩百萬棵？因為種樹不只是平面，還有垂直——它有垂直綠化，也有水平綠化。
再來，我們不能用公園來思考。公園會造成一個狀況：這一塊樹冠覆蓋很高，但也只有這一塊。好的樹冠覆蓋應該平均分布在每一個地方，這叫 shade equity，遮蔭平權。比較理想的做法，是盤點社區裡的零星畸零地。
我們一開始就說，先從學校做起，大學還有公有空間。我們選在北市科開記者會，就是因為北市科做得不錯：他們把圍牆退縮，直接種了三排樹，不是兩倍、是三倍；垂直綠化也做得非常好。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 model。
四、用數據決定：哪裡最熱，就從哪裡開始
我們一直希望大家多騎腳踏車，也能紓解交通。但說真的，大熱天中午騎腳踏車真的很熱。如果樹蔭夠，騎起來就舒服很多——你想想仁愛路、敦化南路那種地方，溫度自然比較低。
環境部現在有一個 Cool Map，你可以回報：「今天氣溫 32 度，但我這裡體感已經 35 度了。」它的主要功能是幫你找涼的地方。才剛開始，宣傳可能還不夠。
但我覺得，城市的責任是造涼的地方。所以我要反過來用這張圖：哪裡被回報最熱，我們就從哪裡開始種樹、開始降溫。
再加上其他方法：
- 光達：從上面掃描，找出哪裡樹冠不夠。
- 人流：這裡超熱但沒什麼人經過，還好；如果又熱、人流又大，就要優先進去。
- 數位孿生（Digital Twin）：預估五年、十年後會是什麼樣子，住在那裡的居民現在幾歲，五年後能享受到什麼，全都要算進去。
把這些放在一起，才能盤點出：這邊要幾百棵，那邊要幾千棵。再搭配公有地、大學的退縮，撐開人行道空間。
一開始就要把負面效應設計進去
跟森林系的老師們討論後發現，要做到這件事，配套超多、很複雜。一個已經建成的城市，要再把樹「插」進去，不容易。老師們也特別提醒：一開始規劃時，就要把負面因素考慮進去。
例如落葉。靠馬路的樹，可能要選常綠樹種；圍牆退縮後裡面那兩排樹的落葉要堆肥，要到哪裡堆？你不能只在學校內循環，可能要連接到附近的公園。這些都要整套設計。
我很怕我們開始得太晚。這是二三十年的事，不管政黨怎麼輪替、市長怎麼換，都應該持續。
五、10 億都市林基金、專法與專責機關
要持續，就需要制度：
- 專法：台北市要有自治條例。
- 專責機關：我覺得用委員會就可以，對口副市長。
- 專業人才：園藝專業人員、樹醫生——我們叫綠領人才，要培養。
- 10 億的都市林基金。
誰來決定一棵樹的去留？
這陣子去美國，我問他們：你們要移除一棵樹，怎麼決定？他們說有五種角色一起決定：
- 市政府；
- 居民——可能是認養這棵樹的人、可能住附近，什麼意見都有；
- 樹醫生；
- 都市設計專家——當初為什麼種在這裡？為什麼要擴大樹穴？理由是什麼？
- 保險公司——這最重要。保險公司會評估：如果這棵樹不移除，未來倒塌是否能理賠。
居民有的不想移、有的想移，但聽到「萬一出事有保險」，心理上就比較能接受。我覺得這個方法不錯。
十億要做什麼
十億是基金規模，不是每年的花費。光是修剪，以現在台北來說一年就要一兩億。修剪超重要，專家跟我說：修剪的最高藝術，是修了之後看起來好像沒修。但一般居民會覺得「怎麼都沒修」，其實是有修的。
我們還要在樹上裝感測器。除了為了數位孿生，更重要的是：樹傾斜幾度，馬上通知、馬上處理，而不是等颱風要來了才趕快檢查。平常就做好規劃，一方面保護樹，一方面保護行車和市民的安全。
基金的來源：
- 市府預算，這一定有；
- 開發的回饋，例如北市科開發時的相關稅收；
- 企業認養——很多國家都在做。企業的錢進入基金，企業也可能因此有 ESG 上的效益。民眾參與不只是一般民眾有平台表達意見，企業參與也很重要。
廢木料銀行
樹終究會生病、會倒。倒木、病木現在常常直接絞碎燒掉，這對環保不好——樹本來在固碳，燒掉就把碳又放回大氣。
它其實可以給新創做木藝品、做桌子，或用在學校教育。但現在的體制很混亂。所以我要成立廢木料銀行，去跟新創、學校、企業合作，真的最後都不知道怎麼辦了，才拿去做生質能源。
六、市府組織改造：設計長、夜間市長、台北研究院
設計長
設計長特別重要。交通一定跟人行道的設計有關，也跟自行車道有關，就是一整個街廓（block）要怎麼設計。這需要一位有都市規劃專業的設計長。
夜間市長
這是為了夜間秩序，參考阿姆斯特丹：一組兩人，一位是副市長，一位是民間選出來的代表。
晚上下班很晚的護理師怎麼安全回家？大夜班的超商店員？夜間營業的店家？還有最重要的夜市。這些不同產業各有代表，代表們一起選出一位夜間市長。它是一個半官半民的 NGO，經費主要來自民間基金，政府可能投資一點點，然後對口一位副市長。
夜間的規則要怎麼訂、跟居民之間的噪音、衛生問題，先協調解決。阿姆斯特丹這樣做之後，夜間噪音投訴下降了 40%，暴力犯罪下降 20%。全世界大概有四十幾個城市在做。
台北研究院
設計需要一個大腦。首爾有一個「首爾研究院」，是首爾市政府直接投資的智庫。首爾現在要做 AI 城市，市長不可能那麼懂 AI，但有這一群人，整個 AI 計畫就出來了。他們推出的政策比較完整，一出來就是一整套。政策推整套，真的很重要。
我一直主張，在北市科直接設立台北研究院，成為台北市政府的大腦。設計長就對口這個研究院。裡面有做交通的、做民生經濟的、做 AI 的，八九十位博士級人才，這也是延攬海外人才非常重要的方式。
這可能四年做不完。但要做這麼大的改變，總要開始。
七、競總、主委，與「台北市民都是主委」
競選總部設在民進黨中央旁邊的辦公室。蔡英文總統、賴清德總統、陳時中選台北市長時都在那裡打過選戰，這是一個傳承。離立法院近也很重要，我還在立法院工作，會頻繁往返；台北又是媒體中心，記者朋友來開記者會也方便。
至於找小英前總統當主委？我們其實很早就去拜訪她了，但那時完全沒想到主委的事，一直在問她選戰、城市規劃，結果看新聞才發現她已經當了好幾個地方的主委——我們手腳怎麼這麼慢？我也怕再接一個會不會太累。
我們早期其實也想過：台北市民都很適合當我們的主委。選舉最終是為了成為公僕、服務市民。如果台北市民現在是我們的主委、未來是我們服務的對象，這感覺很好，大家也會有參與感——「我是主委，所以我要告訴沈伯洋他哪裡要改進」。政治人物本來就應該是這樣。
張景森前政委建議我多拜訪政治人物，包括曾經選過、當過台北市長的人——陳水扁、趙少康、黃大洲、柯文哲、郝龍斌。我覺得這建議很實在。我們不分政黨，只要他選過台北市、在台北深耕、對台北有想法，都在拜會名單裡。陳水扁前總統現在住在台南，既然是我們去拜訪，應該由我們南下，會在一個月內安排。
八、跨出同溫層：我們要什麼，而不是不要什麼
張景森說我是弱勢候選人。我不覺得不禮貌，我本來就是挑戰者，本來就比較弱勢。他說弱勢候選人要跨出同溫層，這是最容易成長的機會。我完全同意。
選市長要過半，要過半就要跨出舒適圈，說服更多中間選民，甚至說服對方陣營的人。所以我們不去分對方是什麼政黨、什麼政治傾向，一切以問題為主：大家對兒虐有共鳴、對樹蔭有共鳴，我們就告訴大家我的方案是什麼、為什麼比對方好。
大罷免會是包袱嗎？我不覺得。罷免的本質是在討論立法院亂象，現在民調顯示大家對立法院的不滿意度很高，所以那是值得批評的事。
但罷免跟地方選舉的邏輯完全不同。罷免只能一直說「他們做了哪些不對的事」；地方選舉要講的是我自己要做什麼。我們現在不是告訴大家「我們不要什麼」，而是「我們要什麼」：十年後、二十年後的台北長什麼樣子？音樂生態系、山林、文化廊道、北市科、都更、衛生問題。
大罷免的結果是失敗的，我學到什麼？那時候跟現在一樣，我們在街頭拜託大家關注：財劃法不應該這樣、憲法法庭不應該被廢掉、花東三法的問題。結果中，也有原本藍營、白營的支持者投了同意，比例有十幾 %。民主就是一個說服的過程。
所以對我來說，沒有成功或失敗的問題。我們不會因為一次選舉的結果，就說我們失敗了、不做了。我那時告訴大家立法院應該是什麼樣子，現在告訴大家城市應該是什麼樣子。就算結果不盡人意，我還是要繼續做。
如果這次輸了，我會繼續關心台北市政嗎？一定的，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。
九、我不是只懂國防
大家問我為什麼能那麼快提出政見、還有那麼多細節？因為我原本就學跟都市設計有關的東西。我的博士訓練是社會生態學，裡面要學都市設計。公布政見的前兩個月，我其實就已經把政見差不多想好了，因為我一直都在想台北要怎麼改善。
我在建中時是鄉土文化研究社的社長，所以文化廊道要怎麼做、每一座廟宇和教會的特色要怎麼串連，一直都在我的腦袋裡。我自己的孩子是收養的，所以兒童保護對我非常非常重要。
在立法院這兩年，我提的跟國安有關的法案不到 15%，大概 85% 都跟社福有關：長者照顧、兒童照顧、兒少保護、托育專法、兒少性騷擾防治、教師制度改善，還有正在討論的營養午餐專法。我也參加過環境部關於都市林的研討會，去 present 整個台灣的都市林應該怎麼做。
那為什麼大家以為我只關心國防外交？因為那些法案新聞不會報。記者遇到中國議題就喜歡問我，我回答了，大家就以為我永遠只關心中國。但我在國防外交委員會，當然要談中國議題——為什麼要國防？因為有敵人要進攻。為什麼有外交打壓？也跟中國有關。
十、運動驛站：75% 的人去哪裡運動？
台北市政府的資料顯示，台北人的單次運動時間夠長，但次數落後其他縣市。講白話一點，就是用時間補次數。次數也很重要，所以要讓大家方便。
台北市政府把運動分三類：戶外運動（騎腳踏車、爬山、慢跑）、球類運動、室內運動（健身、舞蹈）。結果戶外運動佔 75%（可複選），球類和健身大概各兩成。我們現在一直在廣設的運動中心，服務的主要是後兩類。
如果能讓騎車、跑步變得更方便，能加進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大家就會更常運動。業務跑一跑，下一個客戶總不能濕答答地見；有人甚至跟我說他會跑去汽車旅館洗澡。登山的人就更不用說了，台北是一個超適合登山的城市。
捷運公司的附屬空間很多，北投會館、地下街、小巨蛋都是。既然可以做吃的、賣喝的、做會館，做驛站當然也是一個選項。河濱、登山口也都是選項。
十一、議員選情與加碼普發
我們本黨在台北提了 25 席議員，加上一位支持的友黨。以現在來看，我們大部分議員都選得蠻艱辛的，首要目標是本黨議員全壘打。
現在真的是互相幫忙。我會先研究每位議員的政策，哪些跟我的政策相合，就一起講；掃街、活動我也跟著議員走，讓民眾認識我們的議員。議員幫我更多——他們就像在地的神經網路，很清楚這裡最在意什麼問題、我來這裡一定要講怎麼解決。這幾個月能走到現在，真的都是靠他們。
至於台北要不要加碼普發？很簡單：財源充裕、不舉債、該照顧的都照顧了，就可以做。台北確實有剩餘。
文章來源檔案：PUMA文章_06_2026-08-26_都市微森林與洋流.md